利益决定去留不必小题大做

　　北大青鸟报，一家大型企业打算从深圳搬迁到天津、河南、湖北等地。消息传出，论者滔滔。简单看这件事，正如当年为逐利而来，如今也只是为逐利而去罢了。

　　古人放牧，逐水草而居；企业迁徙，考量成本产出，为效率为利益，都是天性，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。尤其是对代工性质企业，迁离沿海，迁往内地，不是今天即是明天，无需大惊小怪。

　　乔布斯把核心研发基地放在美国，把终端产品生产交给代工企业，考虑的是成本、效益。加工类企业从日本、韩国到“四小龙”再到中国沿海城市，无非也是“水往低处流”。沿海城市开发早，土地资源匮乏，必然导致价格高昂；人口密度过高，必然导致水、空气等自然资源供应不足，环境维护成本提高。同时，经济发达的另一面是，人才和相对高端产业渐成气候，它们对土地等资源的竞争能力优于代工类企业，寻找成本洼地，是代工类企业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必走的路。

　　目前，率先吸引产业转移的沿海地区已经触摸到旧发展模式的天花板。资源匮乏、环境恶化等已经形成倒逼态势，沿海地区必须调整产业结构、转变发展模式，追求可持续发展方式。这种调整和转变，客观经济规律是内因，相关政策变化只是顺应和加快这一进程。珠三角、长三角等经济先发地区，低附加值、成本约束严厉的企业规模性迁移已经持续经年，这些地方也陆续探索采取与内地欠发达地区对接，帮助产业转移等措施，目的是顺应地区发展差距，让产业过渡更平滑，使经济、社会发展循规律而行。

　　近些年，社会公平日益成为中国社会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。改革收入分配，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所得，颁布新劳动法、探讨户籍制度改革，以及抑制高房价等种种行政力量所指，目标都是调节社会不同阶层所得，缩减差距，缓和矛盾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　　具体到不同地区，各自所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，追求社会公平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，手段和政策力度也自然存在差别。欠发达地区追求的公平，可能更多仍是拓宽就业渠道，而较发达地区则更倾向于化解城市化、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，诸如农民工社会保障等新问题。这样的地区差异背景下，产业自需寻求与社会发展阶段匹配，自需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地区之间寻求腾挪，找到立身空间。

　　这样的时代、社会、经济背景下，企业搬迁本是经济、社会发展自身规律中的常事。不必苛责企业，不必揣摩地域，顺其自然，顺应规律就好。